权叔和阿琴的那点事—想挣工分的同学灌灌吧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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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0 11:01:25 |只看该作者

回复石头

我老公总嫌我唠叨，一句话要说几遍，还嫌我声音大。

我告诉他：我只说一遍你就 ...
明月出天山发表于 2011-7-4 10:47

和我老婆说的一样。问题是混淆了一个概念，大声和大声呵斥。单纯大声没什么，我反感的是大声呵斥。
耳朵不聋，不见得听的见。职业习惯，我一旦做什么事，就非常专注，旁边人说什么往往充耳不闻。有时候，什么也没有做，实际上脑子在想事，或神游，别人说话，也是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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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0 11:06:26 |只看该作者

从你的文字看，你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而且还有在海外买房的实力，这些幸福，多么难得啊。珍惜并完善它们吧 ...
石头发表于 2011-7-3 21:31

是的。我很珍惜并努力完善中。
我们的婚姻没有问题，牢固着哪，发发牢骚是想有更高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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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0 11:33:36 |只看该作者

MS啊权还是跟回家跟妻子一起了，好像还是啊琴让他回去的（希望我没记错）
minpig 发表于 2011-7-5 15:42

如果这样，权叔就让人失望了。我预测他至少和阿琴过上一两年才能分手。

我对权叔的行为一百二十分的理解。

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这就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我觉得唯一的答案是爱，主要是爱情，就是为这个活着。没有了信仰，如果再没有爱，人和没有灵性的动物，就没有了本质的区别。

大多数人，为了生存，活生存的更好而奋斗奔波一辈子，房子车子位子面子好像就是人生的目标。
王公权一类成功人士，早早超越了这个初级层面。然后设定了另外的目标：做伟大的事业。可是伟大的事业做成了，再回头看，他们发现，这个伟大的东西，其实没有任何价值，至少对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而言，没有意义，唯一安慰心灵的只有爱情。人童年，青春一过，生命就是一个逐渐走向孤寂的过程，越来越孤寂，最后寂灭归于无。生命的丰满和最大需要，就是有一颗心一直和你的心贴的很近很近，在那孤寂的路途上，不再孤寂。看看他的私奔歌，实际是生命深处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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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0 11:51:35 |只看该作者

傅雷夫妇

翻译巨匠傅雷夫妇的愤然辞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个孟秋之夜。

　　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

　　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1957年，傅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

　　但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却再也无以幸免。

　　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沉重回家。

　　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

　　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

　　而现在，这只昂首天外的天鹅终于等到了上路的机会。

　　经过从这年8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噎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协。

　　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光，户籍警察左安民闻讯赶来，发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次：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伟大的领导人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噎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这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它清晰、周密，将智慧赋予人的坚忍和冷静发挥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程度。

　　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所受的种种横暴：

　　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连根拨掉；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

　　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个人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仿佛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照单誊录。

　　现在让我们费一点笔墨谈一谈朱梅馥，谈一谈这个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

　　据与傅家有长期交往的朋友回忆，造化在这个女人身上显示了一种极其奇特的矛盾统一。

　　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这些现代的文化训炼并没有磨蚀掉这个女人天然的内在之美。

　　她的性格、气质、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社会贤妻良母的典型。

　　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她这样解释自己：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苛，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她，我原谅他。”

　　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追随，这种对真理、正义力量的由衷敬畏，恐怕是现在一些半生不熟的女权主义者，自以为是的“知识女性”，张牙舞爪的“女强人”们所无法理解的。

　　她把东方女性的温存与高贵，坚定与自信，仁爱和牺牲发挥到了令上帝也为之落泪的程度。

　　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但验尸报告告诉我们，傅比朱早死两小时。

　　也就是说在这两小时里，一个女人要亲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爱人先是喝下了毒药，继而痛苦地痉挛、抽搐，最后辗转死去。

　　这对她来说，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后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后一次是灵魂投奔。

　　我曾无数次地看过傅雷遗书的影印件，但每次面对结尾的签名时，我都要问自己：这“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笔，还是朱的亲笔题写？

　　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一双女人之手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次签在丈夫的后面时那滴血的颤栗。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朱在投缳自尽前，先将一块棉胎铺在地上，然后才将方凳放上去——她的目的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影响了别人的休息。

　　翻译家傅雷渐渐淡出了当代人的视野，但他一生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学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编者改动一字一句。傅雷还把这种严谨的为文之风用在教子上。他不仅把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翻译给中国读者欣赏，还为世界人民献上了一个音乐家——他的儿子傅聪。

　　傅雷的这一作风，在他辞别人世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自己的内弟朱人秀上缴当月55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自家的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钟，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期的生活费。他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最后剩下的53.3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自己与夫人朱梅馥的火葬费。没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1966年9月3日凌晨，中国傑出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馥携手同肩，双双自缢身亡。

　　9月2日夜，傅雷和夫人留下了一封最后的家书。这是写给其内弟朱人秀的遗书。遗书让人们看到，傅雷的“反党罪证”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有宋美龄的照片，可这两件东西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于傅家的。

　　他在遗书中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痛切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噎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就这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傅雷夫妇辞别了动乱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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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0 11:53:05 |只看该作者

傅雷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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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对梅馥女士佩服的，还有一事。傅雷先生年轻时也风流过一阵子，（诸位看客莫怪，人不风流枉少年嘛！）在上海美专教书的时候疯狂的恋上了一位女学生的妹妹，甚至抛妻弃子追随人家远赴云南。梅馥女士吓坏了，却不敢乱掉方寸，她紧紧地抱着惊恐的聪儿和敏儿、守候着濒临瓦解的家，从上海寄去御寒的冬衣、家乡的小吃和一封封催人泪下的家信。没有愤恨怒斥和歇斯底里，只一如既往的温柔和体贴着，呼唤负心的丈夫。傅雷先生回到上海后，女士不计前嫌、打开门迎进来，继续过日子。此后那位年轻貌美的“情敌”还数次带着挑衅的酸味登门拜访傅雷先生，梅馥女士亦以客相待，嘘寒问暖，言谈间没有半点的尖酸刻薄冷嘲热讽。“情敌”在这位稳重端庄、温文尔雅的女主人面前惭愧不已，主动离开了傅雷先生，还劝他善待自己的夫人。……如此之豁达大度、知书达理，莫说是我们这些俗女子们，就是男人，能有几个能敌梅馥女士宽容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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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0 11:58:52 |只看该作者

另一种伟大。看好我不知如何评说。

作者：权延赤

这并不是一般的儿女情长，而是她那轰轰烈烈、艰苦备尝的数十年革命生涯的缩写，体现了她那伟大而又悲壮的无私奉献一陶铸的夫人曾志

。。。

　1931年，又是11月，曾志又生下了一个又黑又壮的男婴，取名铁牛。

　　铁牛太可爱了。曾志产后第6天就投入到紧张的斗争中去，铁牛便出奇的乖，不哭不闹，静静地躺在那儿。一旦母亲从外边回来，跑到小床边，他就会咯咯地笑出声。他还会定时拉屎，什么时候母亲抄起他的小屁股，他便会及时配合，从不弄脏尿布。“这孩子多乖啊，我们自己能养大！”曾志当时改做白区工作，很有信心养大这个儿子。两个月后，她与丈夫一道，抱着小铁牛来到厦门，准备稍作停留后便送到母亲那里去，请母亲帮忙照看。

　　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同志赶来看望蔡协民和曾志，见面就劝说：“孩子就不送他姥姥那儿去了，兵荒马乱，路途遥远，晕船不说，路上也可能发生意外……”

“我怕什么？”曾志生性刚强，硬硬地顶上一句，“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怕！”王海平怔了怔，又低下头犹豫片刻，终于尴尬地吐出真情：

“曾志同志，对不起了。市委急需经费，听说你生了一个男孩，就由组织决定，卖了100块大洋。现在钱已经差不多花光了，孩子你不给也得给了……”曾志愣住了，半天才像大梦初醒一般透过一口气。她茫然地望望丈夫，望望儿子，最后将目光呆呆地落在市委书记的脸上，久久不动一动。

　　市委书记无声地垂下头，等待那意料中的哭声和责骂。可是，传到他耳边的却是一声催人泪下的颤音：“服从组织决定……”

   第二天，曾志生平第一次逛了公园。她和丈夫一道抱着儿子，走进中山公园，将孩子放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任他自由自在地对着蓝天和白云呼吸欢笑。曾志和蔡协民久久地注视着孩子；当他们的目光彼此相遇时，曾志眼圈一红，迅速躲开目光，将头扭向一边。

　　接着，他们又抱孩子走进照像馆。

　　随后，他们将孩子交给组织派来的人抱走了。曾志没有送孩子出门，她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她哭了，哭得昏天黑地！这个可爱的孩子被卖给了一位小儿科医生。那年流行麻疹和天花，病孩子多。

　　突然断奶的孩子，抵抗力下降，又是生活在传染机会极多的小儿科医生家，很快便染病夭折了。

。。。。。。

   曾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了革命，她献出了一个女人对党无限赤诚、忠贞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