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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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古人似乎总是比我们现代人有更多的智慧，而且是简单得多的智慧：罗马人尊敬懂得抵制和延迟干预的人。费边氠克西姆斯将军有一个绰号，名为“拖延者”。虽然汉尼拔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费边通过避免和延缓交锋几乎快把汉尼拔逼疯了。汉尼拔的军国主义恰恰就像某种形式的干预（这点很像小布什，只有一点例外，汉尼拔实际上要亲身作战，而不是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开会），与“拖延者”的智慧相对立。
英国有一个非常聪明的革命社团发起了一项政治运动，这个社团被称为费边社，就是根据“拖延者”命名的，其主旨就是抓住一切机会拖延革命。费边社成员包括乔治萧伯纳、威尔斯，伦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夫妇，拉姆齐麦克唐纳，甚至有一段时间伯特兰圠素也加入了进来。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不是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接受一个事实，他们的目标就是转移对方的目标。拖延可以让事件自行发展，让积极分子有机会在制定不可逆的政策之前改变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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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拖延的好处并未得到充分证明，因此，有人将其与柏拉图讨论的意志力薄弱，即一种缺乏自制力或者意志薄弱的表现联系起来，还有人认为它与一种被称为缺乏意志的“病理”相关。我相信制药公司也许有一天会为此研制出某种治疗药物。
拖延的好处，同样适用于医疗程序：我们看到，拖延可以避免你犯错，因为它给予自然按自己的规律行事的机会，要知道，自然比科学家更不容易出错，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 研究“非理性”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人类有一种拖延的本能。如果看到狮子走进我的卧室或邻近的图书馆起火，我是绝不会拖延的。如果严重受伤，我也不会拖延就医。此时，我遵循的是非自然的职责和程序。有一次，我背部受伤，但却将手术一拖再拖，后来，我去阿尔卑斯山远足度假了一次，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举重锻炼，我的背部就自行痊愈了。我的自然本能让我推迟了一次可有可无的手术，并将侵害我身体反脆弱性的风险降至最低，而这些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却要我扼杀自己的这种本能（内在激励机制），泯灭身体的反脆弱性。由于拖延源于我们的自然意志，传递了我们自身动力不足的信息，因此解决方案就是换个环境或者换份工作，让自己不要那么纠结或者压抑。很少有人可以领会这样的逻辑，人们应该过一种视拖延为有益工具的、基于自然风险进行决策的生活。
其实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是运用了拖延的方式。如果我在一个章节上一再拖延，那么它肯定会被淘汰。这只是简单的道德问题：如果我在写一个话题时感觉不到一点儿自然冲动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写出来糊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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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的生态学推理来说，一个人做事拖拖拉拉不是因为他不理性，而是他身处的环境不合理。称这个人不理性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其实才是不理性的。
事实上，人类是非常不擅长过滤信息的，特别是短期信息，而拖延则是帮助我们筛选信息的较好方式，它能避免我们由于冲动而轻信某个信息，我们下面还会就此做出详细讨论。
“自然主义”的概念现在有点儿混乱。哲学家常提到一种被称为“自然主义谬误”的错误，暗指自然的事情在道德上并非正确，这一点我也同意，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应用到现代社会的问题，以及保护一些失败者的必要性，这些都与自然的意志相悖。但问题是，现在有些人在道德以外的领域滥用自然主义谬误的概念，比如在一个人有所怀疑的时候，将它误用到依赖自然主义本能的观念上。不管你怎么批驳，在涉及风险考量时，这一谬论并不成立。时间是考察脆弱性的最佳测试，它包含了大量的混乱无序，自然是目前为止唯一能在时间的磨砺下堪称“强韧”的系统，但一些哲学家却不了解，风险和生存的问题比哲学问题更关键，那些人最终应该退出基因库—真正的哲学家都同意我的陈述。还有一个更糟糕的谬论：人们会犯相反的错误，认为自然主义就是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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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神经过敏
想象一下，我们一般称之为神经过敏的某个人—长得瘦削，整张脸看起来扭曲着，说话语调时高时低。每当他试图表达自己的意思时，脖子便不自觉开始扭动。每次脸上长颗粉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臆想自己患了癌症，而且是致命的癌症，已经扩散到他的淋巴结。他的疑心病还不仅限于身体健康方面：他的生意一旦遭遇一个小挫折，他的反应就好像自己肯定破产在即了。在办公室里，他会关注每一个可能的细节，系统性地小题大做。这个世界上你最大的噩梦可能就是与他同坐一辆车赶赴一个重要约会，结果却遭遇了堵车。“反应过度”这个词就是为他而造的，他不仅是有反应，而且是反应过度。
将神经过敏的人与不动声色的人比较一下，后者有临危不乱的能力，这被认为是领导者、军事指挥官或黑手党教父的必要素质。这样的人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乱了阵脚，他在困境中的自我控制力让你叹服。要知道什么是沉稳、冷静和深思熟虑的声音，只要听听对“公牛桑米”萨尔瓦托格拉瓦诺的采访，他曾参与谋杀了19人（都是匪徒火拼）。他说话慢条斯理，就好像讨论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类人只有在必要时才会做出反应；他要么不生气，一旦生气可谓雷霆震怒，每个人都得陪着小心，这类人与神经过敏那类人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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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却把人类从从容镇静的那类人变成神经过敏的人。出于讨论的目的，我们暂且把从容镇静的人视为懂得对真实信息做出反应的人，而神经过敏的人则大多在对噪声做出反应。两类人之间的差异让我们看到了噪声和信号之间的差异。噪声是你应该忽略的，而信号才是你需要注意的。
事实上，我们在本书前几章已经零散地提到了“噪声”的问题；现在是对其进行准确阐述的时候了。在科学上，噪声已经超出了实际声音的范畴，被用来概括性地指代没有任何目的、不起任何作用的随机信息，你需要清除噪声，以正视听。比如一条加密信息里有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元素，它们只是一些用来迷惑间谍的随机字母，又比如一条电话线上听到的嘶嘶声，你总是要尽力避免它，以专注于对话。
因个人能力或智力的欠缺无法区别噪声和信号，往往是过度干预背后的原因。
杀人的合法方式
如果你想加速一个人的死亡，就给他请一位私人医生。我的意思并不是为他提供一个蹩脚的医生，而是给他钱让他自己选择中意的医生—什么样的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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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却把人类从从容镇静的那类人变成神经过敏的人。出于讨论的目的，我们暂且把从容镇静的人视为懂得对真实信息做出反应的人，而神经过敏的人则大多在对噪声做出反应。两类人之间的差异让我们看到了噪声和信号之间的差异。噪声是你应该忽略的，而信号才是你需要注意的。
事实上，我们在本书前几章已经零散地提到了“噪声”的问题；现在是对其进行准确阐述的时候了。在科学上，噪声已经超出了实际声音的范畴，被用来概括性地指代没有任何目的、不起任何作用的随机信息，你需要清除噪声，以正视听。比如一条加密信息里有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元素，它们只是一些用来迷惑间谍的随机字母，又比如一条电话线上听到的嘶嘶声，你总是要尽力避免它，以专注于对话。
因个人能力或智力的欠缺无法区别噪声和信号，往往是过度干预背后的原因。
杀人的合法方式
如果你想加速一个人的死亡，就给他请一位私人医生。我的意思并不是为他提供一个蹩脚的医生，而是给他钱让他自己选择中意的医生—什么样的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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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唯一可能合法的杀人方式了。我们可以从扁桃体切除手术的故事中看到，获取更多数据增加了干预的理由，导致我们的行为更像那个神经过敏的人。罗里萨瑟兰曾向我暗示，给员工配备私人医生，实际上更容易受天真的干预的影响，也更容易遭受医源性损伤：医生需要证明，他们无愧于你所付的薪水，也要向自己证明，自己还有那么一点儿职业道德，这靠“无为”是不足以体现的。事实上，歌手迈克尔瀠克逊的私人医生被起诉的理由就相当于过度干预，即扼杀了病人的反脆弱性（法院得花些时间才能熟悉这个概念）。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国家元首和非常富有的人虽能方便地获取医疗保健服务，却并不比普通人活得时间更久呢？嗯，看来这正是过度服用药物和过度获取医疗服务的后果。
同样的，那些在公司里制定政策的人（如脆弱推手格林斯潘）由于有一个先进的数据采集部门的支持，因此得到了很多“及时”的信息，结果却往往反应过度，将噪声当作信号，格林斯潘甚至会关注克利夫兰真空吸尘器的销售状况的波动，“以便掌握经济的确切走向”，当然，他的微观管理将美国经济拖入混乱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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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和经济决策中，对数据的依赖导致了严重的副作用。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数据空前丰富，你在数据中陷得越深，错误数据的比例就越高。我们很少讨论数据的一个属性，即大量数据实际上是有害的，即使是中等数量的数据也是有害的。
前两章的内容展示了如何使用和利用噪声和随机性；但噪声和随机性也可以使用和利用你，特别是在完全不自然的情况下—依靠网络或者媒体获取大量数据的情况下。
你越频繁地寻找数据，你会发现，你找到的噪声（而非被称为信号的宝贵数据）的比例就越高，噪声–信号比就越高。噪声和信号的混淆并非心理问题，而是数据本身所固有的问题。假设你每年查看一次数据，比如股价、你岳父工厂生产的化肥的销售情况，或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通胀数据。再假设，当你观察数据的频率为每年一次时，信号–噪声比为1∶1（一半噪声，一半信号），这意味着，大约有一半的变化是真正的改善或恶化，而另一半的变化来自随机性。这个比例是你每年观察一次会得到的比例。但如果你每天查看一次同样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的构成就会变成95%的噪声和5%的信号。如果你观察数据的频率以小时为单位，就像如今人们整日被新闻和市场价格变动的信息包围一样，那么这个构成就是99.5%的噪声和0.5%的信号。也就是说，噪声的比例是信号的200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爱听新闻（除了有非常重要的事件发生）的人离愚蠢的人也就一步之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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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报纸产生的医源性损伤。报纸每天都需要用一堆新闻填满各个版面，尤其是其他报纸会报道的这些新闻。事实上，要把事情做对，它们就要学会在缺乏有意义的信息素材时保持沉默。报纸篇幅有些时候写两行就够了，而必要时则可以写上200版—与信号的强度成正比。不过，当然，报纸要赚钱，需要向我们出售垃圾信息，而垃圾信息无疑制造了医源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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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还可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一直在重申，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中，压力源就是信息。因此，信息过多意味着压力过大，超过了反脆弱性的临界点。在医学上，我们发现绝食有帮助身体自我康复的功效，因为这避免了因摄入食物而分泌过多的荷尔蒙。荷尔蒙会将信息传递给我们身体系统的不同部分，但荷尔蒙过高会导致生物机能的紊乱。就像接受新闻的频率过高会产生问题一样，过多信息有害无益—每日接受过多的新闻和摄入过多的糖都会让系统紊乱。在第23章的内容中我会阐述，太多的数据（特别是无效的数据）将导致统计数据毫无意义。
现在，让我们再从心理层面梳理一下：我们不是天生就明白上述道理的，所以我们会在情绪上对噪声反应过度。最好的办法是只看重大的数据或条件的变化，而忽略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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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不太可能将一头熊误认为是一块石头（但有可能将一块石头误认为是一头熊），任何一个理智的、头脑清楚、不人云亦云、不会淹没在数据的人，是绝不可能将一个重要信号、一个攸关生死的信号看成噪声的，除非他急于求成、过度敏感，而且神经过敏，从而被其他信息干扰和迷惑了。重要的信号总有方法触动你。在扁桃体切除手术的故事中，最好的筛选方式就是只给病得很重、经常喉咙发炎的孩子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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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激发的神经过敏
媒体及其添油加醋描述的逸闻趣事传递了数不胜数的噪声，由此，我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虚拟的现实中，与真实的世界隔离；距离一天天拉远，我们对此的意识却一天天淡薄。想想，美国每天有6 200人死亡，许多人都死于可预防的疾病。但媒体只报道最耸人听闻的事件（如飓风、离奇的意外、小型飞机的坠毁），给了我们越来越扭曲的风险现状。在古时候，逸闻趣事都是信息；但今天不再如此。同样的，在向我们提供解释和理论的过程中，媒体制造了一种认识世界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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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事件（和风险）的理解都是事后的，就好比登机后再安检，或者像古人说的战争结束后再派援军。由于领域的依赖性，我们总是忘记对照现实世界来查看我们心中对世界的认识。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脆弱的世界，同时却认为它越来越容易理解了。
总而言之，减轻干预的最好方法是限量供应信息，并以尽可能自然的方式来获取信息。这在互联网时代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我很难对人解释说，你获得的数据越多，就越不了解情况，导致的医源性损伤也会更多。如今，人们仍抱有“科学”就意味着更多数据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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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无能的时候反而大有益
1959~1961年间导致3 000万人死亡的中国大饥荒，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国家过度努力的后果。孟鑫、钱楠筠和皮埃尔雅尔德研究了各地受灾程度的不同，以了解饥荒的分布情况。他们发现，在饥荒开始前，粮食产量更高的地区在饥荒开始时受灾情况更严重，这意味着政府的粮食分配政策是导致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来说就是缺乏灵活的粮食采购系统。此外，回顾过去一个世纪内发生的饥荒，中央计划经济所导致的饥荒在其中的占比远高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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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往往是，国家的无能才能帮助我们摆脱中央集权和现代化的桎梏—实现反医源性损伤。富有真知灼见的作者德米特里攠尔洛夫阐述了苏联那种低效落后、无意识重复栽种的粮食生产，如何在苏联解体后帮助人民逃避灾难，最终促进了国家稳定。斯大林想按自己的主张规划农业，然而却导致了饥荒。他和他的继任者从来没有成功地提高过农业的“效率”，即实现耕种的集中和优化，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所以，苏联的每一个城市周边都种植主要的粮食作物。这当然提高了成本，因为他们无法从专业化中受益。但就是这种缺乏专业化耕种的局面使人们在国家机构严重解体的情况下也能获取各种粮食。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美国（或欧洲）出现食品供应中断事件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此外，由于苏联住宅建设效率低下，因此家族三代往往都住得很近，关系也很亲密，从而确保了彼此邻近、互通有无。人们之间有真正的纽带连接着他们，这可与社交网络不同，他们会给饥饿的朋友送食物，也希望当自己陷入困境时，有些朋友（不一定是他们帮助的那个朋友）能够帮助到他们。
而自上向下管理的国家即使想帮助人民也并一定能做到这点，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另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国家无能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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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比你想象的更乱
下一步，我们将颠覆一种观点，即认为法国治理得好是因为它是一个由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者自上而下管理的国家。
过去20年来，我一直在疑惑，为什么由一个超级政府自上而下领导的法国，却能在那么多领域内都运行良好。这毕竟是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领导过的国家，这个伟大梦想家的思想渗透到了国家的诸多方面。事实上，目前法国的文化是超级干预式的文化，可以说“尽管东西没坏，也要好好修理它”。许多事看起来在法国比在其他地方要做得好；所以，法国是不是可以用来证明，通过严格管理让都市井井有条的中央官僚机构事实上有利于增进发展、幸福、卓越的科学和文学、宜人的气候、地中海地区多样化的植物、高大的山脉、优越的交通、迷人的女郎，还有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但直到我阅读格雷厄姆圠布的《发现法国》，我才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让我用全新的视角来看这个地方，并查找文献来修订有关这个国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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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故事实际上我们并不陌生：法国的集权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虽然路易十四、拿破仑的征战，以及茹费理的国家教育计划无不希望一统该国。早在1863年，法国人并不说法语（只有1/5的人说法语），该国有多种语言和方言（一个离谱儿的故事：19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法国人弗雷德里克猠斯特拉尔，但他写作时用的却是普罗旺斯语，一种法国南部的语言，如今已经没有人会说这种语言了）。这个国家缺乏语言的融合，就像该国五花八门的奶酪一样（据说这里有400多种奶酪），这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集权制管理方式在这个国家实行的难度。 由于缺乏种族或语言的维系，这里只不过是国王或没落贵族的资产。这里的道路极其崎岖，大部分地区游客都无法进入。收税是一个危险的职业，需要坚韧的精神和智慧的手段。事实上，这个国家是逐步被巴黎“发现”的，在许多情况下还是在北非和其他殖民地建立之后被发现的。在一本很有意思的大部头著作《叛逆的法国》中，历史学家让萨科指出法国的叛乱文化博大精深，从历史上看，这可以算作法国真正的全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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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本身几乎不受法国控制—它的情况不比不听巴西中央政府号令的、被称为“野花”的里约贫民窟好多少。“太阳王”路易十四把政府搬到了凡尔赛宫，以逃避巴黎的民众。直到奥斯曼在19世纪60年代拆除了廉价公寓和狭窄的街道，修建了大道，并允许警察控制人群后，巴黎才变得容易控制。实际上，法国的核心就是巴黎，政府对法国其余地区并不十分在意。这个国家经过长期规划和修建道路、铁路系统、公立学校和电视网络的“5年计划”，之后才实现了集权制管理，这也就是拿破仑一统江山的梦想。这个梦想的建设始于战后的戴高乐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在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统治时期才算完成，而随后分权化又开始了。我们可以说，法国可能受益于这20年左右的中央集权统治，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认为，它得益于这样一种皆大欢喜的情况：大政府刺激了经济增长，却没有逗留过长时间，未引起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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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和大政府
除了法国，我不能理解的还有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比如丹麦，它几乎成了大政府高效治理的代名词，因为该国的经济大部分是国有的。世界上怎么会有像丹麦这种在庞大的政府的治理下还能够幸福的国家（假如幸福是可衡量和美好的）呢？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比纽约大都会的面积还小吗？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的合著者、政治学家马克布莱思告诉我，这种叙述是错误的：瑞典的故事与瑞士如出一辙（只不过这里的气候更糟，也没有好的滑雪胜地）。仔细看看：该国政府就像一个税收机构，但收来的钱是各市自己开支的，用于开展各市认为必要的技术培训，以满足工人的个人需求。该国的经济精英们比在其他大多数民主国家拥有的自由更多，远超出外国人对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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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冷战结束时，大约在1990年，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令人钦佩的是，它们实施了财政紧缩政策，有效地规避了20年后汹涌来袭的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是我们能够受益于混乱状态的又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