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得老不行啊——晚清七十年（灌水慎入）

逸悠

自序：告別帝制五千年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
二、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
三、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
四、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
五、中国郡县起源考（附跋）——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
六、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
七、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八、论“转型期”与“启蒙后”
九、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十、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十一、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袁同礼先生
【贰】太平天国
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二、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三、预言书中的蒋毛与洪杨
四、“四不像”的洪杨割据
五、两次“长征”，两番“寸磔”
六、长征有始有终，丧权没完没了——兼论小刀会起义上海及英人窃据我海关始末
【叁】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一、“甲午战争”百年祭
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三、为黄海血战平反
四、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五、解剖康有为
六、“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七、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附录：汉代的太学
八、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一、传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议
二、列强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窃政?群运出轨
三、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
四、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
五、“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
【伍】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
一、从蒋中正与毛泽东说到袁世凯
二、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三、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四、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五、论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
六、细说辛亥革命
七、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八、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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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
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后才执笔编写的。作为一个以历史为专业的教师，我个人自二十四岁开始在大学教授历史以来，至此已四十余年。在此将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什九是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去了。在哥大研究院专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书车“史料”进课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二十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作专任。其中十二年则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并负责设计和教授多种课目。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师训练班中，也曾担纲教授多种课目。总之，四十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课目几近二十种之多。作为一个“课目设计”（course proposal）的负责人，你纵不亲自上课，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其彻底的掌握。加以纽约市大的学生和家长们都来自世界各地，种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万般复杂。作为一个历史科目的教师，尤其是设计人，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得面面顾到。日久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不知，也没一项知得太多的大杂家。荒时废业，莫此为甚。
但是笔者在这身不由己的教学环境中，却勉力地作了一项坚持：在十多种无法摆脱的课目之中，我始终坚持中国近现代史一课必须亲授；四十年未尝或缺也。由于学生背景复杂，程度参差，因此对教学史料之筛选，也不得不随时注意，每一学年的教材都按时下出版情况加以修正。因此四十年来，愚而不学，未能著作等身，却讲义连屋。回忆昔年在哥大，因职司图书管理，对国史资料曾作有系统之累集与编纂。工作虽为人作嫁，然身当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友生时有咨询，其数年不解之难题，往往可一语解纷。嗣在市大因该校无中文图书设备，余尝签请纽约市府与市大当轴，拟由市立图书馆与市大图书馆合设一中文图书馆，一以方便市大教学，兼为华裔社区服务。盖市府有此经费，有此立法，而社区与学界亦皆有此需要也。为此笔者曾与市府官员及市大当轴会议无数次，终以华裔社区支持太少，政府体认不足而流产，至堪叹息。承乏一主要学府，以汉学为重心之亚洲学系而无汉学收藏为基础，则虽为巧妇亦难以为炊。所幸笔者服务哥大有年，两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资料上，尚可互通有无。至于日常有关汉学文史之教研，则笔者恒以一己之个人收藏为系中师生之辅助。有关资料，片纸未敢废也。积少成多，数十年来，茅庐竟成堆栈。
然处此高科技时代，汗牛充栋之史料收藏，究非一届寒儒所能胜任。敝帚自珍，终是沧海一粟。所幸久居纽约，集天下之至善与至恶于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年前自纽约市大退休之后，为人作嫁之身，初获自由，文化出版界友好不弃而有索稿者。亦可勉力应命。昔时课室讲稿及平时涂鸦旧作，自校中运回地库，仍堆如乱山，偶自整理，抽编应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读者贤达与朋辈师友，竟颇有既严肃之股利。承师友厚爱之余，笔者本亦不敢自弃。究竟寄身象牙塔内数十年，纵系至愚，能无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与数十箱旧稿中，略检其尚可用者，编缀成篇，多半寄至刘绍唐先生于《传记文学》中酌量选用。随意涂鸦付邮，数年来，竟至百余万言。日积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笔者于六〇年代之初尝与美国出版商麦克米蓝公司订阅撰写，总揽二十世纪中国之《民国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页（部分章节曾由李又宁教授主编之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季刊披露之，见一九八八年诸期）。嗣复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慷慨资助担纲主编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详注民国史资料汇编》），积稿亦数十箱，虽明知经费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训，知其不可而为之，未尝气馁也。唯自哥大转业之后，所承担之新职，管理重于研究，一转百转，致前功尽弃，实非所愿也。时隔势禁，乞食异邦，无如之何，思之可悲。如今退休之后，虽已渐感老迈，然琴剑犹存，弃之可惜，摩挲旧简，终觉难安，老骥伏枥，仍思贾起余勇，终始其事而以本篇为前导。天假以年，不敢自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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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时代新史学的试探
在本篇中，笔者必须向贤明读者特别交待的是，刘绍唐先生所编的《传记文学》，并不是“学报”型的杂志。笔者亦无心多写学报文章。所谓学报文章是文体不嫌枯涩，而言必有据，本师胡适之先生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是也。如山师训，吾何敢违。只是觉得学术文章，不一定必须行文枯涩。言而有据，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学。美国文史学界因受自然科学治学方法之影响，社会科学之著述亦多诘屈聱牙，每难卒读。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笔者在作博士生时代，对此美国时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轻，在洋科场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谁知如真造反有理，实不愁造反无人也。在此行首举义旗者，不意竟为笔者在哥大所最祟拜的业师之一杰克斯巴松（Dean Jacques Barzun）也。巴氏曾任哥大教务长及文学院长多年，后以校聘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退休。在笔者受业期间，巴氏即不时于授课中严厉批评时士所炫耀，以注脚（footnote）做学问之美圃式繁琐史学为不当（巴氏为法裔），六〇年代时更着而为文于哥大校刊中痛论之。无奈积弊已深，纵硕学高名如巴松者亦不能移风易俗也。笔者嗣读此邦师生之汉学论文，其中每有浅薄荒谬之作有难言者，然所列注疏笺证洋洋大观焉。时为之掷卷叹息，叹洋科举中之流弊不下于中国之八股也，夫复何言?!不意近年来电脑之发展已至不可想象之程度，如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已将二十五史与十三经等输入网路；大陆上甚至已将四库全书全部电脑化。笔者本人曾承台北南港中研院电子专家之辅导试检二十五史及十三经诸典籍，按钮索骥，所需史料简直多至无可招架之程度。近月由华裔谭崇仁博士等专家为美国IBM所设计之“深蓝”电脑与世界棋王科斯巴鲁夫对弈，科氏败下阵来，曾引起世界震惊。其实此事并无可惊之处。盖深蓝计算棋式之“秒速”为二亿步，所藏棋谱在万种以上，而且日新月异，永远不断地在改进之中，一人脑中智慧之累积，究有其极限。古人云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棋王败北，何足异哉，
再者照目前电脑科学发展之情势度之，则下一世纪电脑之秒速将有十亿字之检索能力，直可把目前藏书铁架长逾六十英里之美国国会图书馆，全部收藏集于一机之内，置诸衣袋之中而有余，真是成何体统?!读者贤达批览拙篇，或将疑我为撰写科幻小说。朋友，非也，非也！此一幻想之成为事实，只是十年、二十年后之事耳。电脑革命如今已排山倒海，吾人身在此山中，下自觉之罢了。
现在言归正传。若谈电脑革命对史学之影响，实在令人不忍卒言。笔者昔年每劝胡适之先生不应再搞他的《水经注》。原意是胡师今世之大思想家也，恶可因噎废食，沉迷于考据训诂之小道哉？然久有考据之“癖”的胡老师听不进去也。孰知进入今日的电脑时代，考据训诂真已成为工匠小技哉，适之先生二十年之功，今后如以电脑检索之，数星期之事耳。浪费了胡适二十年的光阴，我们的民族智慧如何浪费得起？……事实上，纵在今代电脑出现之前，美国史学界对此以注脚相尚，泛滥成灾的繁琐史学之抗拒已甚嚣尘上，论者以容忍一注可长至三百页之当今美国的八股史学实为荒谬。今后在电脑笼罩之下．那就更不足论矣。去年秋《纽约时报》对此一学术革命，曾有颇为详尽之报导。（见William H. Honan. "Footnotes Offering Fewer Insights: Scholars Desert an Old Tradition in a Search for Wider Appeal." The New York Times. EDUCATION. August 14, 1996. p.B9.）
有感若此，以故笔者试撰此篇时，既为顾虑一般读者对章句之不耐；同时为试探电脑时代新史学应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书式之撰写。一般史实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国傅统史学中之“纪事本末体”及“大事年日志”之方式于末卷中条列之。如此，则读者可一目了然．毋须作者啰嗦也。而史实中之可议、可惊、可叹之处则于正文中详叙之，并试行减少学报气味，庶几一般读者能读而终卷也。名家之见足傅千古者，则博揽而广收之；或有不足者，则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补之。虽仅一得之愚，亦聊备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补充与佐证。至于一般注脚，除具有关键性者注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则省却之。盖专家检索，初非难事，遣兴读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为新方向之实践，纵不能致，然心向往之。至恳读者随时匡正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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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阶段，两次转型
抑有进者，笔者读史、教史、着史数十年，劳者自歌，亦每以千卢一得，自作主张，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初未离口之拙论，所谓“三大阶段，舆两次转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〇〇～公元二〇〇〇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冶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陆史学界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根据马克思主义之教条，则分国史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所谓“最后阶段”之共产主义社会）是也。今因大陆上两制之推行及苏联之解体，社会主义已成过街老鼠，鲜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处原亦有其可疑余地也。纵观近百余年来之名家史学，马派之社会发展阶段论之科学性，原末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学人太武断，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国五四以后之启蒙文人，崇洋过当，在学术转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将错就错。盖人类社会之发展虽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会发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响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态与不同阶段也。在欧亚大陆上，我华夏民族社会发展之经验足与白种民族［包括闪米特族（Semitic Peoples））相颉颃。马派史学所总结者，实为白种民族之现象，持之以解释我民族之发展，凿柄就大不相投矣。榫头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亿万了。思之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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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奴隶社会也没资本主义
我国古代中有奴隶（slaves），而无奴隶制（slavery），笔者在不同的拙著内曾力证之，国际汉学界亦有公论。（见《新版大英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一九七七年版．第十六册．页八五八】既无奴隶社会阶段，则我国史上之封建制，实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变而来。其实马派史学所谓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 life）也。盖初民生活原与猴马牛羊等群居动物一尤其是猿猴一类一之社会行为，颇有相似之处。群居动物，居不离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为单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首长，有其长幼强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间之交往，及彼此间之竞争与斗争。甚至守土之习惯与夫疆界之划分。亦为与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学家曾发现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间亦每为争夺疆土而发生群斗，其情况竟如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若辈虽无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并用，为族群之保疆卫土，亦每至死伤枕藉，有时甚至阖族同殉，其惨烈亦不下于我国共相残之内战也。猿猴尚且如此，而况于人乎？以故初民社会之属土习惯，及长幼强弱阶层之自然形成，实即封建之雏形也。随之，众部落之间，强凌弱、众暴寡、大吃小、尊御卑……，千年演变与进化之结果，乃形成西周时代之高级封建王朝矣。曩昔余读美洲红人史，每惊其与我国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读十七世纪前后在美国维吉尼亚洲建国之印地安『帝国』史，尤信封建制出于部落生活之非虚。盖此邦盛时所拥疆土约为台湾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属下有大小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拥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们君主与诸侯之间的权利义务亦均约定俗成，颇有可观。保哈坦有女甚美，后来下嫁与英人，颇有贤名。闲读此书，几疑其为《左传》之英译也。(见Helen C. Rountree, 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9. pp.114─125.)
关于封建社会之特征，我们可以说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则为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大贵族可以把土地『封』与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则是居统治阶层的贵族实行世袭制，黎民百姓除却裙带关系或结帮造反之外，绝不能进入统治阶层。这一东方式的封建制度发展至公元前八世纪的西周之末，可说已登峰造极。唯物极必反，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之后，它就开始滑坡以至崩溃了。能把这一从滑坡、崩溃到改制的经过，说得最简单明了的古代记述，实莫过于《汉书?地理志》里的一段记载。且抄录如下：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孓遗者矣。(见中华书局版《汉书?地理志》，第六册，页一五四二。)
《汉书》中这节记载，历史家要在鸡蛋里找骨头，那也是找不尽的。可是作者叙述的封建崩溃的程序，那大体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县制之出现却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经过数百年慢慢转变出来的。大体说来封建崩溃之开始是，诸侯用各种方法兼并来的土地，不再‘封’与他人，而是暂时‘悬而不决’或‘悬而不封’。这就是‘县’的起源了。在古文里，‘县’、‘悬’本是一字。读音亦相同。不像后世读成县去(声)，悬平(声)也。县而不封，县而不决，本是个临时的办法。后来永远‘县(悬)而不封’，县就变成个政治制度了。
把郡县或州县的‘县’解释成‘悬’字，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在他的名著《说文解字注》中也说是‘县者县(悬)也’；不过他接着说是‘县(悬)于郡也’，那就说错了。(见该书万有文库版第三册三十四页)笔者青年期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就读时，随顾诘刚师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误释，认为是‘县者悬也。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封’，而非‘县于郡者也’。撰成《我国郡县起源考》之期终作业，嗣并收为《毕业论文》之前篇，颇承业师过奖。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益觉青年期判断之非谬。盖封建王朝末期对封地‘悬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干印欧民族国家亦有之，只是其结果不若中国竟发展成独特的郡县文官制(civil 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县制之兴起与发展实为我国社会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转型之关键所在。一转百转，迨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由封建制转入郡县制，全国人民生活方式(lifeways)便无一不转。‘废井田，开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谓‘废井田，开阡陌’者，即是开放国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种，以增加生产也。笔者撰拙篇于抗战中期，初不知历史会重演，其后竟有废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等之现代化的‘废井田，开阡陌’也。以故笔者不揣浅薄，亦将五十余年前之青年期旧作收入本编，以就教于方家也。
回忆五○年代中期，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之时，曾在该校之‘中国历史研究部’作编译。斯时学部主持人魏复古(KarlA. Wittfogel，1896─1988)教授之巨著《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杀青阶段(此书于一九五七年由耶鲁大学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译成汉文出版)，魏氏嘱余校订全稿并笺注拙见。不才曾叹其功力惊人，而其结论则因果倒置。盖魏氏修正马克斯末竟之学说，所谓‘亚洲式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并创立其一己之理论，认为‘亚洲式社会’实为一种‘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国家为提高农业生产而兴建规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导致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逐渐建立起极权专制之国家机器来。其语甚辩，而鄙意则适得其反。盖我国国家机器之完成，实在始皇帝‘废封建，立郡县’，建立‘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后也。我国政治制度之发展，实是郡县制的国家机器建立于先，而大规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长城及运河等等)则建设于后也。建立都江堰这样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国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陆上叫做‘四川省委书记’)。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书记的权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约同于今日李鹏主持的三峡水坝工程)，是无法施工的。以故笔者数十年来所笃信之我国‘国家强于社会’之传统(始自郡县文官制之出现)，为我国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点之拙见，与魏氏之说，表面上似颇为接近，而本质上固有其本末先后之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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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代犹行秦法政
这一记从秦国开始的我国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发自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极盛于始皇(统一中国于公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于汉武(公元前一四○─前八七年在位)。汉初诸吕乱后，非刘不王，曾一度郡国并存，搞一国两制。迨吴楚等七国乱后(公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国’名存实亡，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政制转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变。其它相关的转变，如重农轻商的经济制度、独崇儒术的职业官僚制、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婚丧礼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转百转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自秦汉以后，晋、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国时期之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均不断加强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毛氏当国对此一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之传统，可说更是情有独钟。在他与郭沫若往来的诗词中，便颇能闻其心声。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神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犹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作于何年，论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变’之后，毛为四人帮批林批孔助阵时，重提此诗，可知其念念不忘也。总之毛氏对马列主义之了解，自始至终未脱离标语阶段，而对传统帝制之认识，则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两个极端的理论都误用了。在重温传统帝王政治学时，他体会不了我国传统里‘有教无类’、‘改土归流’等等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的乱引马列教条，创造新制度。上节曾说过周初有一千八百国，包含着无数的大小民族(时至今日全国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国历史的经验是，族群不是由少变多，而是滚雪球式的从多变少，形成一种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这在现代美国的经验里，便叫做‘民族大镕炉’(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发达，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极高的时代，一国之内的少数民族怎能永远聚居于一地呢？……就以我华裔移民美国来说吧，近年来我华裔人数很快便会超过外蒙和西藏的总人口(据专家估计：下世纪，旅美华侨可能上一千万，蒙藏合计可能不到此数。华侨移民配额，大陆、台湾、香港之外，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配额里皆有华裔，有人估计，下世纪中叶，华人可能近千万云)，今日在美国的所谓中国城(Chinatown，旧名唐人街)，在纽约便有三座之多。我们的政治的出路实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参政之一途。今日我们已出了一个州长，谁能说我们下一世纪不能出个总统呢？我华裔如舍此康庄大道而不由，要来搞个‘中国城独立’或‘中国城自治’，岂非二十一世纪一大笑话哉？大美帝国海阔天空，要我们挤在Chinatown内搞‘独立’，不特我华裔有为子孙所不愿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华裔之外，如人逾千万之非裔、人逾六百万之犹裔，人逾两百万之波裔，他们不搞独立，正有同病之怜也。所以美国能从十三州发展至五十州者，实我中华千年以来所搞的‘改土归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现在台湾和菲律宾还有很多人，想参加美国的改土归流，做美国的五十一州呢！改土归流有何不好？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见《三民主义》文言文原稿，收在台湾版《国父全集》，页一八○──一八一)。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选》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复覆，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颟顸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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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
早朝的历史家，虽也不时回头看去，试作过历史分析。无奈这次转型，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盖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中国前途的远景何似也就隐约可见了。俗语说：‘女大十八变。’小女孩才变了三、五变，您怎能看出她的变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变了十五变之后，将来她会成为怎样的一位夫人，我们也就不难预见了。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非后之来者胜于前贤也。
根据笔者大胆的观察，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也悄悄地溜过去了。从林则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传了五代了。古语说：‘五世其昌。’当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经说过：‘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夷务始末》道光给林则徐上谕)今日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笔者不揣浅薄，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笔者毕生治史，历经国难国耻，艰苦备尝，守到天明觉夜长，终能初睹曙光，亦为之兴奋不已。谨以这部小书，野人献曝，追随读者之后，略表个人对香港回归之庆贺，至恳方家贤达，不吝教之。
本篇之能付梓，实有赖于刘绍唐、陈宏正两先生不断的指导，以及无数老友和读者热情的鼓励有以致之，衷心铭感，匪言可宣。远流出版公司董事是王荣文兄以下诸多执事之大力协助，感激之情尤难尽述，并此致谢。
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谨序于北美洲

逸悠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
本篇原为笔者在五０年代末期所写的英文讲义，后经胡适之先生之鼓励，用中文改写，原拟送给台湾之《自由中国》发表。后因该刊迭遭困难，我们乃在海外另行筹办一个新的中文月刊，叫《海外论坛》，在纽约编辑，香港发行。此篇乃改由《海外论坛》於一九六０年出版的第一、二号连载刊出之。本稿之初撰，距今虽已四十年，沧桑几变，然今日重读之，个人思想仍前后如一，而文中所言，与四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似亦无太大的骶触。故重刊於此以就正於高明。全篇除增加一句和略改三、五个不必要的形容字之外，悉任其旧。文中所引孙中山先生的话，在《海外论坛》所载的原文中，未注明出处。今篇则增注之，以便严肃读者之查对也。（作者补志於一九九八年春节）
我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革命」、「维新」、「变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运动，真是屈指难数。这些运动之发生大体说来多发乎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愿望。为贯彻这些由愿望而发生的运动，已不知有多少先贤先烈为之而抛头颅洒热血。然时至今日这些「运动」仍然方兴未艾，吾人试一翻阅中国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觉这是一笔令人难解的烂帐。
不过我们今日如回头仔细分析过去百年的史迹，则又觉这笔烂帐之中似颇有线索可循。吾人如试把「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乃至□□的席卷大陆，与夫今日正在滋长中的「民主自由」运动等等连成一气，作一个有系统的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些重要史迹不是单独发生的。相反的，它们是一个接著一个的发生，层次分明的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总运动。而上述诸运动只不过是这一「总运动」的各阶段。一言以蔽之，这一个「总运动」便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运动」。
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
须知此一「现代化运动」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它是世界性的。简言之，便是十九世纪初，西欧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化随其商业和武力向外发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内部一种改革性的反应。借用汤恩比教授(Arnold J. Toynbee)历史哲学上的名词，那就是文化之间的「挑战和反应」(challenge─and─response)的现象。
但是西方文化这种「挑战」，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引起的「反应」却各有不同。例如宗教一项，现在对中东、印度、非洲等民族文化仍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但在我国则已经变成我们向西方文化反挑战的最好课题。要言之，由於各民族文化本质之不同，它对现代化运动的反应之内容与特性亦各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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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化的内容与特性
现代化运动反应在我国的内容与特性，又是些什么呢？笔者不揣浅薄，试归纳之为六大项目如后：
一、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国家形式。此种国家形式是显然和我国固有的「民无二王」的世界性国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别。
二、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国民经济。我国固有的是农业的国民经济，和不平均的财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类理性，合乎科学，并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我国旧道德和旧的社会制度，凡不能与此三点配合的（例如：「三纲」、盲婚、守节、宗族制度等）均在现代化运动过程中逐渐被扬弃。
四、专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种足以保障基本人权，采用多数决定和法治的原则，用选举方式产生的政治制度。
举此六点，我们不是说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没有这方面的学说。相反的，这六项概念都可在我国文化遗产中找到根据。但是那些根据只是少数学者的理想。它没有成为我们的立国基础。没有形成被群众接受，蔚成一时风气，而为「举国和之」的运动。
我们更不是说所谓「西方文明」中已完成这六大项。我们是说在他们的文明中，这六项已成为主题，其整个文化的趋势是向这一方向发展的。而我国自同治中兴之后，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也是亦步亦趋向这一方向发展的。不过我们这一发展的原动力则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战」所产生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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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和「一次革命」论
正因为我们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发生的，我们「应战」的过程便十分艰苦。因为要现代化，我们不特要「布新」，我们还要「除旧」。对这项除旧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实是孙中山先生。所以他说：「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莫易於建设。」反观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史实，和各种形形色色的运动，无一而非这项「除旧布新」工作之中，「破坏」和「建设」所引起的。由於这些运动性质之不同，它们也标志出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显明的「阶段性」。
试读我国当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导师们的言论。我们便知道他们多数是只看中了这一「现代化运动」整体之中某几个阶段，或某几项课题，因而只注意某几项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项。如早期搞「夷务」或「洋务」的人，他们只看中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船炮政策。
但是后来亦有少数「先知先觉」，看准了今世现代化的潮流而主张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通盘的现代化。不过这些人，多为「一次革命」论者，他们主张把这「现代化」的百年大计「毕其功於一役」！
孙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孙中山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后，他老人家便立了一个九年计画的「革命方略」。他说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内中国便变为一个通盘现代化的新兴的国家。谁知对他这方略首先不赞同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群万死不辞的信徒，同盟会的「老同志」。因此中山先生喟然叹曰：
……乃於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谓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也。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之知识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为山九之时，对革命导师忽然不信任了呢？历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适之说：「民国初年，民党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计画的事，很有研究的价值。」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费解的事。从一个角度来看，党员不信任党魁，固然是党员「知识太低」；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党魁没有把握住时代而脱离了群众？对现代知识有高度认识，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党员」们知识尚且太低，则「区区庶民」又何能追随景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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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实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领导这伟大的革命的国民党人及其导师到临死时还要说「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党派成见的□□□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他们之所以如此者，便因为他们都是一次革命论者。把中国历史看成汽车。他们要把这汽车按他们预定的路线，开往他们所预定的目的地。换言之，他们都希望把一个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极短期中变成他们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国家形式。
但是中国近百年史告诉我们，他们的愿望都落空了。这个古老的文化是在变，并向现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趋的在变。但它却没有听从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摇身一变」。相反的，它是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变动，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长」强迫它跳跃前进。换言之，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浮沉的任何个人或团体，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国六年，随张辫帅到北京搞复辟运动的康有为，便「落伍」了。落伍到连他最忠实的学生梁启超都要骂他「厚颜」。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权」，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连「同盟会老同志」也骂他「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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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段及其主题
落伍之可悲，固无论矣。勇往直前的跳跃前进何以亦发生反效果呢？史实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分阶段完成的。而各阶段有各阶段的主题和若干副题。主题便是各该阶段的「当务之急」。而副题（可能是次一阶段的主题）在现阶段则往往是「不急之务」。而完成这主题与副题的方法则可能是骶触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题，可能增加解决副题时的困难。但是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的，则往往为该阶段所唾弃。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则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后」。
所以中国近代史上，在各阶段中，凡是从事解决「当务之急」的主题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前进的、成功的。同时凡是不知先后，侧重副题，搞不急之务的，则未有不失败的。这种搞不急之务的社会力量，在此阶段必然有害！
但是如果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次一阶段，则主题与副题，俱同时变动。以前的副题可能变成主题。前一阶段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如不能随主题之变动而进步，则这一力量必然变成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力量。
这种反覆变动与社会力量之兴递，在中国近代史上昭然若揭。请申其说。
洋务和变法
今日吾人追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史实，从「同治中兴」到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我们如按各运动的性质来分，大体可以分为四大阶段及若干小阶段。
从同治元年（一八六一）总理衙门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丨之签订，可算我国现代化运动之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的主题是「洋务」。因为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失败之教训，国人才开始认识西方文化表现在坚船利炮上的实用科学。因此自恭亲王而下，有识之士，竞谈「洋务」。这样才有同光之际的新式南北洋海军及各种路矿机器船政的建设。不管当时守旧派是如何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洋务」建设是有相当成就的。其后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所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的一套理论，事实上便是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哲学基础」。张氏言大众之所欲言，所以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亦是风靡一时的新学说。也是当时守旧派所誓死反对到底的「以夷变夏」的「谬论」。
但是中日战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遂逐渐被扬弃。国人进一步而谈「变法」。须知谈变法的人并没有否认西学之可以为「用」。国人至此已服服贴贴地接受了西方的实用科学，而进一步谈西方式的「变法改制」了。因此，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便是乙未至辛亥这一阶段我国现代化运动的主题！
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他二人虽有缓进激进之不同，其变法改制的基本态度则是一致的。由於清廷的顸昏□，助成了激进派的成功，而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二阶段。
康孙两氏除主张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之外，都看到了其他方面－－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之彻底改革。康氏另著有《大同书》；孙氏亦著有《三民主义》。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在当时均是「副题」，不是当务之急，因而引不起群众的反应。如同盟会誓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中之最后四字，便为党内人士驳难最多之处。国内同盟会支部，有的竟干脆把这四个字删除。这种删除绝不是如□□□史家所说，为的是「保存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条不是「当务之急」。它的重要性被那时的「主题」所掩蔽，引不起所谓「革命群众」的反应。
戴季陶说：「至於从革命的思想和知识上说，许多前时代的党员，也实在固陋得可怕。从前总理在时，每次定了一个前进的方针，大家总是把它拚命向后掇！」这就是因为「前进的方针」在「前一时代」是引不起群众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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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难於破坏」的「五四运动」
但是时代是前进的。「前进的方针」到后一时代，群众的反应就不同了。民国成立了八九年，国人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了解又进了一步。他们感觉到只是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仍不足以建立出一个新型的国家。因而继续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的总改革。这项要求遂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推入第三阶段而爆发了「五四」前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最精辟的一句口号便是：「以科学的批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果然在「科学的批判的态度」之前，两千年来独家经理的「孔家店」内许多（我们没有说「全部」）陈货都变成无价值的废料了。此外如释迦牟尼、朱熹、王阳明，乃至晚近入口的耶稣等的「一切价值」都成了问题。
旧有的束缚一旦掉去，中华民族的思想突然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所以「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实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的「破坏运动」。事实上，它除在文学改良上另有辉煌成就之外，其他方面的收获亦只此而已。「五四」的大师们，掌握了「科学的批判的态度」这一项武器，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的毁掉了。但在这破坏的废墟上，他们建设了些什么呢？
他们的确曾提出「科学」和「民主」两个建设性的口号。但是什么是科学，什么又是民主呢？不但当时摇旗呐喊的孩子们莫知所云；当时的领袖们也没有说出一套完整的学说以替代他们所毁掉的东西。因此「五四运动」之「立刻后果」便是思想界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
再者，「五四」所破坏的只是旧思想。而旧思想所产生的旧的社会体系，却屹立未动。因此为竟「五四」的破坏未竟之功，为重行画出今后建设的蓝图，各项「主义」就纷纷而起了。
拿一个主义做标准
且看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孙中山先生在打走陈炯明、沈鸿英等军阀之后，在广州欢宴各有功革命将领时，发表一篇演说。中山说：
民国成立到今日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中没有一天没有变乱。这个变乱不已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简单的说就是新旧潮流的冲突……旧思想是妨碍进步；总是束缚人群的。我们要求人群自由，打破进步的障碍，所以不能不打破旧思想。今天要请诸君来打破旧思想究竟用什么标准呢？大略的讲便是拿一个主义做标准。
那时相信孙中山的人当然就拿「三民主义」做标准了。不相信三民主义的人呢，自然就另搬出其他「主义」来了。因此在「五四」之后短短数年之内各有一个主义的「□□□」、「国家主义派」、「社会党」、「法西斯主义」集团、「无政府主义」集团，乃至於「实验主义」者都各立门户的应运而生。久已为党内同志所忘怀的国民党和它的三民主义，这时又活跃起来，实行改组。
这些新兴党派，乃至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都是继「五四运动」而产生的。其性质与民国初年的「国民党」、「共和党」、「进步党」等是绝对不同的。民国初年的党是纯英美式的政党。「五四」以后的党是著重社会运动和文化改革的党。
且看中国□□□的发起人，后来又为国民党中最有影响的反□理论家戴季陶氏关于国民党改组的看法。他说：「民国八年以后（亦即「五四」以后），国内青年……渐渐觉悟起来，由清谈文化运动，进而为部分的社会运动，更进而为具体的国民革命运动。和民国六年以来党内的改组气运相衔接，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於是乎实现了。」